1939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，日軍無力再發動大規模的戰略進攻，國民黨軍隊在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誘降下開始動搖。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交織，使國家政局空前復雜。中國共產黨從抗戰全局出發，始終站在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、推動全民族抗戰的立場上，帶領廣大根據地軍民加強抗日根據地建設，在敵后戰場繼續打擊日本侵略者，駕馭了整個局勢的發展，為全民族抗戰的反攻和勝利創造了條件。

    1939年初，面對戰爭轉向長期化的形勢，日本侵略者開始轉變侵華策略。在軍事上，日軍基本停止了對正面戰場的戰略性進攻，逐漸將其注意力集中于打擊和消滅八路軍、新四軍。在政治上，日軍企圖誘使國民黨政府妥協投降。

    由于日本的誘降，英美對日本的侵略采取綏靖主義政策，以及對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發展壯大的畏懼，蔣介石集團的反共傾向明顯增長。1939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，制定了“溶共”“防共”和“限共”的方針。此后，蔣介石集團開始消極抗日、積極反共。

    針對國民黨頑固派動搖妥協、制造摩擦、存在投降的危險，中國共產黨領導根據地軍民堅決抗擊日本侵略者軍事進攻的同時，對國民黨采取革命的兩方面政策。一方面堅持團結合作，幫助和推動國民黨進步，使局勢向好的方向發展；另一方面對國民黨妥協動搖和倒行逆施進行堅決的斗爭，以斗爭求團結。

    在中共中央領導下，反投降、反分裂、反摩擦斗爭在全國各地迅速、深入地開展起來。在政治上爭取了中間派，孤立了國民黨中的投降派和頑固派，沉重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誘降圖謀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陰謀。

    但國民黨頑固派并不甘心。1939年12月，蔣介石密令國民黨軍隊對陜甘寧邊區和山西、河北兩省的抗日根據地發起大規模軍事進攻，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。同期，企圖對日妥協的軍閥閻錫山也制造了震驚全國的“晉西事件”。八路軍站在嚴正自衛的立場上，予以有力的回擊，對于揭露頑固派投降反共陰謀，阻止投降派公開投敵，鞏固和發展抗日民主根據地具有重要的意義。

    日軍改變侵華方針后，將軍事作戰的重點轉向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。為了堅持敵后持久抗戰，鞏固和發展抗日根據地，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制定了“鞏固華北、發展華中”的戰略部署，并于1939年迅速實施。

    1939年，日軍逐步把“掃蕩”重點轉向華北。華北各根據地軍民積極開展游擊斗爭。采用靈活轉移、伏擊奇襲等方法，經過多次的反復斗爭，完成了“鞏固華北”戰略任務，為堅持長期敵后抗日游擊戰爭打下了堅實基礎。在中共中央、中原局的領導下，新四軍經過一年的奮戰，使華中敵后抗戰的形勢有了很大的發展，初步完成了中共中央“發展華中”的戰略任務。